“越剧”的名称每十六年更换一次，历经三次才定下来。 1906年诞生时，称“小歌剧团”或“德杜剧”。 1922年改称“绍兴文剧”，1938年左右定名为“越剧”。 其更名之变，恰恰是越剧发展史上三个时期的分界线。 越剧这个名字是从“绍兴大班”移植过来的，因为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，绍兴大班也被称为越剧。 关于这个名字的换位，还有一个笑话是“大哥的位置被小弟弟抢走了，然后又被小妹妹抢走了”。 由于各地说法不同，当时信息来源不同，人们对越剧名称的由来和时间有不同的看法，至今仍持有不同的看法。 因此，厘清越剧名称的演变和形成过程，成为研究越剧历史的一个有意义的课题。
1.小哥班和嘟嘟班
1906年清明节，嵊县甘林镇东王村，一群“落地唱”艺人登台演出，一种新型戏曲由此诞生。 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们将其命名为“小歌书班”。 人们觉得太复杂了，就干脆称之为“小歌班”。
“楼唱”是流传于嵊县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。 它是在“歌唱班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 唱小歌起源于山北乡马塘村。 起初是简单的“四工合调”。 后来，为了弥补生计，贫困农民两人一组出去挨家挨户卖歌，挨家挨户地唱三五遍。 分钟换取铜钱、年糕、粽子等。 马塘人把这种唱歌乞讨的方式称为“小歌唱”，外地人则称其为“小唱歌家伙”。
当小歌发展成为一种民间艺术（行书）时，杭州、嘉兴、湖州地区被称为“升仙书”，但升县人仍称其为“小歌”，书中作者给它起了个名字“落——站立歌唱书”。 “这个名字是为了和上门唱戏区别开来的。生弦文声是从小歌来的，后来发展成戏曲的形式，这就是源与流的关系。所以，越剧诞生的地方，艺术家们称其为越剧。”它是《小歌文殊》的“班”，又称为“小歌班”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小歌是由嵊县民间小曲演变而来。 是一首乡土曲调，韵味浓郁，乡土气息浓郁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小歌班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一新兴趋势。 戏剧的音乐内涵。 因此，胜县人民对小歌班这个名字有着特殊的感情。 即使越剧发展到今天的规模，他们仍然亲切地说：“去看小歌班”，就像母亲习惯用小名称呼儿子一样。
小歌班流传到其他地方，外县人也称其为“绍兴杜班”或“绍兴杜班”。 民国十七年出版的《杭州风俗补》说：“凡在绍兴创办的剧团，杭州人又称滴滴剧团、莺歌剧团。我不这么认为。”不知何意，也有人称其为“苋菜班戏”。普通十个人就可以完成。 它只有一个尺板和一个独孤。 两种乐器都有服装，但没有舞台台阶和脸谱。 因为鼓板的声音单调，所以有特殊的名字。”这是对杜班名称由来的正确解释。至于鹦鹉唱班，则指的是“瑶坛”。不过，一开始，小歌团确实模仿了《鹦鹉歌》的表演套路，就像一个稚气未脱的“苋菜少年”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，所以常常被迷惑。
小歌班时期是民间艺术形式向戏曲形式的过渡时期。 演员阵容基本由歌手和书法家组成，舞美上仍残留着浓浓的民间艺术痕迹。 主要流向农村地区。 虽然它偶尔进入城市，但未能扎根。
2. 绍兴文戏
1917年，小歌班首次进入上海，在十六铺新景园演出，名称为“绍兴小歌班”，或“绍兴杜班”。 到1920年，小歌班在上海进行了三次尝试。 几经周折，终于成功了。 这时，音乐方面出现了重大突破。 安装了丝绸和弦乐器，主要是胡琴。 副调被废除，并提倡附加口音。 创作了丝弦规律曲调，结束了原来舞台上粪声单调的局面。 演员的艺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，涌现出一批青年名演员，改编了《玉钗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孟丽君》等重要剧目。 与以武术为主的绍兴大班相比，小歌班形成了以表演言情剧、文艺剧为主的艺术风格。 1922年，上海的马超水等人进入大世界演出。 实达世界还表演了绍兴台班。 艺人与老板黄初九签约后，经商议，将绍兴台班更名为“绍兴文戏”，并于1922年8月首次在世界上挂出招牌。 《文艺歌剧》出现在23日的《宣言》中。 杜剧团更名为绍兴文戏，标志着男子合唱团已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新型剧种。 由于与绍兴大班同县，关系密切，又常同台演出，上海、杭州人们一般称其为“绍剧”。
嵊县制作的戏曲为何以“绍兴”为地名？ 嵊县除了属于绍兴府之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。 1910、20年代以后，“胜贤匪”在十里洋市场广泛流传。 上海的报纸经常以“胜贤土匪”作为新闻标题，这样入住胜贤宾馆的人就会被礼貌地拒之门外。 人们还将“盛土匪”与杜班联系在一起，称其为“盛县两大特产”。艺人曾牵连绑架案件，多次被巡逻警察搜查、监禁。正是因为上海人在当时对“盛县”二字十分忌讳，故名“绍兴文戏”。出去的盛县人也自称搅局者，称剧团为“绍兴杜班”，也回避“盛县”二字。即便如此，非议也难免，如民国十七年《绥安县志》记载：“乡村初期，绍兴杜班戏愈演愈烈。 表演者常常与盛盗混在一起，盛盗往往是抢劫的中间人。”
男越剧团在上海定名为绍兴文剧团的第二年，第一个女子越剧团在嵊县石家岙诞生。 当年冬，在上海升平阁舞台演出，并推出“绍兴文戏文武女团”。 品牌。 20世纪30年代初，女班兴盛，男班衰落。 绍兴文戏班由男班过渡到女班。 上海人称女团为“绍兴女子文戏”。 杭州也有人称其为“女子越剧”。 绍兴、宁波称其为“女子越剧”。 “女子文学班”民间仍称为“女小歌班”、“女独步班”。
3、越剧
绍兴地区古属越国，后人常以“越”来命名地名和物体，如越人、越客、越山、越水等。 地方戏曲亦是如此。 例如，明代四大剧种之一的余姚戏，又称“越曲”（《王文成公拳》卷三十二），高端戏曲称为“越剧”（宣统的《越剧》）。诸暨县志”）。 由于传统习惯，绍兴大班自1920年代起又被称为“越剧”。 例如，上海百代公司发行的绍兴大盘唱片中，就有越剧《龙虎斗》、越剧《三件套》等片名。 1930年代初期，“上海首次设立越剧售票处，打破了轻视穷人、不屑学习越剧的不良观念”（《东南日报》民国24年10月24日中国）。 本粉丝俱乐部是邵剧爱好者的业余组织。 聘任上海商会会长王晓来为名誉会长。 曾在《鱼樵社》中饰演光头宰相。 绍兴还有一个“越剧爱好者俱乐部”。 1938年，在抗日宣传运动中，演出改良版邵剧《倒影镜》，深受好评。 翻阅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杭州、绍兴的报刊，仍能经常看到诸如“越剧有乱弹、高腔两种”、“越剧会议”、“越剧”等报道。这里所谓的“越剧”，就是指绍兴大班。 1938年，绍兴县政府民俗教育馆举办了绍剧艺术家培训班，名为“越剧艺术家培训班”。 绍兴大班又称越剧时，也有人将女戏称为“盛剧”。 例如，1937年5月，盛县民间教育馆成立“盛戏改革委员会”。 1938年，绍兴、盛县举办“盛剧演员培训班”。
20世纪30年代中期，妇女文学和歌剧得到很大发展。 “仅嵊县一地，据民国二十四年的调查，就有两万多名演员，数百个戏班。” （见钟勤《越剧》，1951年三联书店版）。 这种说法或许有些夸张，但那几年，嵊县的班级非常盛行，其数量和发展速度都难以计数。 在艺术上，女团模仿京剧的时尚剧目，文武兼备。 比如筱丹桂的《高升台》。 大班期间演出的50多部剧目中，一半以上是武侠剧，如《群英风》、《大话》、《春分四时》等教材也可以使用对于武侠剧来说。因此，女子剧的名字已经名不副实，客观上，有必要给这部从越罪中涌现出来的新剧起一个新的名字。
绍兴女剧更名为越剧。 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用文件来规定具体时间。 加之民国时期的报刊不全，现在很难找到明确的记载。 但从目前掌握的零星资料来看，越剧似乎经历了从邵剧到女子文艺戏的演变和形成过程。 这个过程不仅与其自身的发展有关，也与这两部剧目的兴衰密切相关。 女戏从农村进入城市，先在绍兴、宁波、杭州扎根，后流行于上海，发展成为祖国东南部的一大戏曲流派。 越剧的名称也随之改变。 起源于邵、雍，因申姜而得名。
1935年，石银花、姚水娟、肖丹桂等人齐聚永城，掀起了女子文戏热潮。 7月3日，《高升舞台》在大光明剧场上演。 《宁波商报》称之为“越剧”。 孙士济说：“时任大光明剧院经理的谢志平觉得，高升舞台原来的舞台是‘杜班’，‘绍兴女子文戏’作为剧名太土气了，难以为人所知。”认为高雅，所以我们和邱光贤协商将‘绍兴女子文戏’联姻为‘绍兴女子文戏’，而筱丹桂也被谢志平捧上了越剧皇后的宝座。” （见《从甬城升起的越剧明星——筱丹桂》，载于《宁波文史资料》第八卷）1936年9月，筱丹桂在绍兴觉民戏台上演出，《绍兴晚报》也标榜“情色花旦越剧女王”。 1935年11月，时银华在甬江戏院主持“苏风舞台”演出。 宁波《时事快报》刊登了“重金聘请青衣越剧大师施银华”的广告； 次年春节期间，时银华回到盛城演出，2月9日的《山盛日报》也刊登了这个广告。 同年，赵瑞华的《瑞云舞台》和姚水娟的《越新舞台》在宁波演出时，宁波报纸还称赵瑞华为“越剧领军人物”，姚水娟为“越剧主席”。 这枚尊称昆凌为“越剧”的桂冠随着她们在浙江各地演出而迅速传播开来，对女剧改名为越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1936年秋，第一女子大班的石银花、涂杏花、沈星梅、马秋霞等姐妹重组“第一越剧舞台”，在绍兴千秋样板剧院演出。 他们在《绍兴晚报》上刊登了“特聘越剧一号”“舞台上所有坤角日夜上台，9月6日开演”的广告，其中沉杏梅也被誉为“越剧泰斗元老”。 这是首次以“越剧”命名女子剧团。 当史银华等待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十五张骊歌唱片时，民国二十六年2月11日，《绍兴晚报》发表了题为《越剧唱片昨天抵达绍兴》的新闻报道。 文章称，石银华、屠兴华、沈星梅是“越剧著名演员”。 1935年以后的四五年间，正如绍兴大班和女子文艺剧都被称为绍剧一样，在绍兴、宁波、杭州等地，两种剧种也同时被称为越剧。 这种情况在上海也时有出现。 例如，1936年9月7日《新闻报》的一则广告中，王兴华被称为“面容美丽、月色容貌的越剧皇后”。 应该说，这个时期是女子文戏更名为越剧的开始。 我们不能忽视这个过程，但也不能说它已经被命名为越剧了。
1938年，女剧团涌入上海，带来了“越剧”之名。 当年春节期间，姚水娟、李艳芳率领的“乐盛舞台”（原“乐新舞台”，迁鲁后更名）率先进入鲁，在通商宾馆剧院演出。 随后，肖丹桂带领的“高升台”紧随其后。 4月25日，上海报纸在显着位置刊登了恩派雅大剧院《重招杭绍甬唯一越剧皇后筱丹桂》和《震惊戏坛的越剧少妇》的字样。剧院。 广告。 彼时，“四季春班”、“苏风台”、第一台相继来到陆国。 当时名流云集，蔚为壮观。 当年9月，《戏曲世界》等报纸发起了向观众评选“谁是越剧皇后”的活动，姚水娟当选。 姚水娟获得这一荣誉后，兴奋地对范迪民说：“我会唱得越来越响、更高、更远。” （见范迪民《姚水娟的艺术之路》，发表于《浙江文史资料》《选集》第25期）她一口气说出了六个“越”字，对越剧之名赞叹不已。 这次评选“越剧皇后”，成为绍兴女戏更名为越剧后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开始。
1938年以后，上海女子越剧团不断发展壮大； 到1941年，剧团已发展到36个剧团，在上海各剧种中处于领先地位，在观众中形成了一支广泛的越剧爱好者队伍。 于是，从1938年到1941年，上海诞生了各种越剧专刊和小报，包括《越语》、《越剧专刊》、《越剧月刊》、《友好越剧专刊》、《另有《越剧画报》等著名演员专用题名《朱素娥专辑》、《姚水娟专辑》、《越中三杰》（赵瑞华、姚月明、李艳芳）、《马张华专辑》、《邢竹琴专辑》、《萧丹桂特刊》。 各报刊也不时开设越剧专栏。 可见，“越剧”这一名称在当时的使用十分广泛。
1942年以后，袁雪芬等人进一步主张越剧改革，又称“新越剧”。
绍兴女子文戏更名为越剧，从越剧的发展来看，标志着男绍兴文戏时期的结束。 其实，所谓“越剧”最初是指女子越剧。 从横向关系来看，越剧的名称由绍兴大班改为女子文戏，也反映了这两个剧种在那个时代的兴衰。 据1939年绍兴县民俗教育主任朱秉钧撰写的《绍兴越笙戏演员、杂技的培养与效果》报告称，越剧“因笙剧的兴起，生意受到很大打击，被废止”。无法保持其固有的特性。” 因此，他认为“新兴的女性文学阶层能够吸纳越剧的固有地位，并非偶然”（发表于《浙江詹氏教育文化月刊》第1卷第3期5月15日）民国28））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大哥的位置被小弟抢了，又被小妹霸占了”的戏言（7月1日《悦语》创刊号）民国二十八年）。大哥指的是绍兴大班，小哥指的是男子越剧文戏，小妹指的是女子越剧。
越剧的更名确实耐人寻味。 鼓声回响百载风雨，悦悦之声袅袅升起，映得梨园明媚。 在清月悠扬的歌声中，人们再一次为越剧的美妙艺术所痴迷和陶醉……